现行部分党内法规的适用范围实际上延伸至一些非党组织团体和非党员个人，这类情形正是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和妥善处理的。

（四）程序民主的动力 行政决策变更，是民主社会、法治国家成熟的表现。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中国法学会重点课题行政决策变更机制研究（CLS[2013]B14）阶段性成果。

决策的定性维度多指向公共利益和为人民服务宗旨，但是定性所包含的价值衡量亦存在错误，必须借助定量分析来辨析决策的可行性、合理性、决策结果所触及的利益关系分配的公平性。行政决策是为了特定地域的人们的共存利益而产生的，如PX项目决策影响了区域利益。（六）价值分析的补强功能 行政决策其实是在调整三种不同的利益：受保护者的利益、受约束者的利益和普遍的公共利益。实际上，决策变更无论能带来何种经济效益或者满足某些人的利益偏好，但是决策的合理性都应该正视人权的道德约束力，将生命、自由和平等原则作为制度伦理的底线原则。1936年美国开始在水利建设中适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此后在立法和政府决策领域也开始引进经济分析方法，用以评价和分析法律制度和政府管制的实效。

在法治政府战略目标下，科学民主决策被视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基本工作制度之一[5]，相应中央或地方立法也确认了决策变更的启动权利和程序，由此才导致决策的积极变更最终成为可能。既是对复杂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安排，也是对决策者理性限度的补充和政府信用缺失的补救。当然，知情只是第一步，信息的交换也是必要的，所以公共领域就公共事务的辩论还应该是开放的，相对不受审查限制。

除此之外，地方或县议会在法律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有限公司、合伙、营利组织和基金也被视作公共机构，通常这要求控股达到50%以上（在丹麦则要求控股为75%以上）。[43]  Swedens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Action Plan (2014-2016), Government Office of Sweden, p.5. [44]  Tuomas Pöysti, Scandinavian Idea of Informational Fairness in Law: Encounters of Scandinavian and Europea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Copyright Law, in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Law, Vol. 50 (2007), pp. 231-232. 关于北欧五国信息公开具体制度的详细对比，see generally Oluf Jørgensen,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A Comparison of the Laws of Sweden, Finland, Denmark, Norway and Iceland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Nordicom, 2014。第2章第1条所规定的信息公开目的，同样将信息公开与意见自由联系在一起：为了鼓励自由交换观点并获取全面信息，每个瑞典公民都有权自由获取公文。再次，公开是公共领域的基本原则。

那么，何以有这种安排？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采取这种分别而没有编纂为一体，主要是为了保持1766年《出版自由法》的传统。

而国有公司、营利组织、基金或私人机构，只要名单和相应经营活动被列入《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条例》的附录，就得适用信息公开的要求。第3-7编则是关于保密的内容，第3编是保密的一般规定。该法虽然在其后随着政治力量的对比而有废兴，但其确立的信息公开原则为1810、1812和1949年的立法所继承。如果一个机关可以直接取得另一个机关的秘密，那么也适用同样的规则。

丹麦文本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吕特根从杜赫德的书中摘录了唐朝的御史台以及历史上若干皇帝纳谏、勤政爱民的段落之后，就自由发挥，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表明，皇帝的命运取决于他是否遵守法律和宪制，尤其是与著作自由有关的法律。1974年的《政体法》也将传播信息的自由归入表达自由，将获取信息归入到信息自由，由此信息公开已经不再限于出版的目的。有鉴于此，到1844年，政府撤销出版许可的权力被废除了，这是1812年《出版自由条例》在百多年中唯一的重大制度变化。诺登克兰茨所主张的著作、出版与信息公开，是以开放的公共辩论、检验不同的观念以揭示真理为基础的。

这样规定，是因为保密条款的存在，经常无法为公职人员留下足够的空间以提供公共辩论的基础，并且参与公共辩论。不过，等级会议在1746-47年间就这种制度进行了讨论，因为担心陷入英国那样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式的议会政治，最后明确禁止强制指令。

此后只有当这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时，信息公开原则才重新在宪法层面得到巩固。所以在宪法地位巩固的同时，具体制度也逐步完善。

相较于前者，后者更加严厉，赋予了国王更多干预出版自由的手段，以对抗激进的反对者。（一）自由年代竞争性政治的发展 瑞典通过《出版自由法》时，正处于两次君主专制之间的自由时代（1719-1772，Frihetstiden），[4]是当时世界上除英国之外的第二个议会制国家。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推定的出发点是保密，后者推定的出发点是公开。而《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则更多地是关于信息公开的限制性规定，其前身是1980年的《保密法》。1810年瑞典国王公布了具有基本法性质的《出版自由条例》，随后被1812年的新条例所取代。这里的主要时间节点是1937年，信息公开原则从这一年开始适用于地方机构的文件，这一修改的背景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形成，地方政府开始增长。

其次，大量公文是不公开的，更遑论出版。二、1766年信息公开原则的政治背景与思想渊源 信息公开原则1766年在瑞典得以确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具有偶然性。

公共领域则假定个人可以就公共事务进行理性的审议，而且公共意见的集体判断可让政府更理性。不过，并不是所有熟知启蒙思想的人都会追求改变社会，人们也可能只是为了追求知识上的满足。

[14] 1766年《出版自由法》的主要推手安德斯.楚登涅斯是一位牧师。而且相较于信息公开原则，更像是水到渠成。

其次，增加信息公开系统效率与便捷的规定。[24]该报告题献给当时的王储，也就是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讽刺的是正是后者于1772年发动政变，废除了《出版自由法》）。所以在内容方面，除了知情本身，瑞典的法律非常重视信息交流和传播，而出版本身是信息交流的一种传统方式。例如，尽管自由年代王室与等级会议、等级会议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但《斯德哥尔摩周刊》（Stockholms Postidningar）和《国内时报》（Inrikes Tidningar）等只限于通告宫廷事件及官方任命，政治辩论仍要诉诸于秘密的手抄文本。

但无论消极还是积极的层面，都是看重信息公开的工具主义价值。瑞典的法律采取的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的模式。

在译本的前言中，楚登涅斯认为，中国政治稳定、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根源即在于著作自由。同年又赋予了国王撤销出版许可的权力。

[43] （二）最大化的公开模式 尽管信息公开具体制度的发展存在多个线索，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围绕着信息公开最大化的模式展开。楚登涅斯无论在经济政策还是出版自由方面，同样以中国为例。

该法还就不服申诉和起诉做出了规定（第15条）。到1990年代，世界上共有14个国家颁布了信息自由方面的立法。然而，1766年时值清朝乾隆三十一年，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还有二十七年。在1765-1766年的等级会议上，舍恩伯格也受邀就该问题提交一份备忘录，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准备相关的法律。

1990年以后，随着第三波民主化的进程，越来越多以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国家颁布了信息自由的立法。由于紧张的外交关系，出版自由受到了许多限制，该法强化了审查制度，规定国王不受任何批评。

所以，瑞典1766年法律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文件的公布与出版。1815年，瑞典规定出版自由案件引入陪审团，这也是到目前为止，瑞典唯一存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类型。

在这新的一波浪潮中，信息公开的功能大大拓展了。不过，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东方的中国过于遥远，很难求证具体的描述是否准确。